梅新育:美国新一轮经济萧条若隐若现

中新经纬客户端11月28日电 题:《梅新育:美国新一轮经济萧条若隐若现》

“一场晚宴,中美各表”,中美元首G20会谈举世瞩目,而会谈的初步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  中方媒体报道,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停止加征新的关税。在具体层面上,中美双方将探讨从扩大市场准入到保护知识产权,避免强制技术转让,再到共同反对网络窃密等一系列共同关切的问题。  美方发布的声明意思也很明确:美方原先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明年1月1日后仍维持在10%,而不是此前宣布的25%;中美双方将在90天内展开谈判,如届时不能达成协议,10%的关税则予以提升。  此次会谈的最大成果在经贸共识之外,还在更重要地意义上暂时遏止住了中美两国今年快速滑向新冷战的危险趋势。  立场  首先,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维护、增强中美关系。这一核心立场贯穿始终。  特朗普正式就职不足3个月,2017年4月6日,习近平主席到访美国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举行元首会晤时,就明确表达了保持和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并为此采取实际行动的意愿,看一些当时的表述:  “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要充分用好新建立的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4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要做大合作‘蛋糕’,制定重点合作清单,争取多些早期收获。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双向贸易和投资健康发展,探讨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  2017年末特朗普访华时,中方与美方签订了总额高达2500亿美元的双边经贸合作协议,规模之大,史无前例。所以,有些网上舆论声称是中国抛弃“韬光养晦”而把美国从朋友逼成敌人,就当真是不辨黑白了。  然而美方还是发动了对华贸易战,一举刷新全球贸易史上双边贸易争端涉案贸易额历史纪录数十倍,令国内外高度担忧中美可能由此全面走向对抗。金融市场参与者对此担忧尤为强烈,毕竟这是其不可抗的系统性风险。但遗憾的是,美国副总统彭斯在10月4日和11月两次发表鹰派色彩浓烈的讲话,忧心也终于冲破了峰值。  此次会晤之后,王毅外长说得明白:“中美两国元首当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会晤中同意,中美关系一定要搞好,也一定会搞好。双方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再考虑到贸易战爆发以来中美领导人似乎颇有默契地始终保持着个人友谊,中美领导人对将中美矛盾冲突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应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倘若有人一定要把新冷战强加于我们,我们有足够勇气迎击挑战,基于实力和社会凝聚力对比的分析也赋予了我们足够信心;但和为贵,通过平等、理性的谈判对话避免中美新冷战,对两国和全世界都是幸事,贸易战以来将近9个月的较量情况也创造了“以斗争求团结”的条件。  成果  这次中美会晤在经贸、国际政治与安全等领域取得了多项成果。  首先,会晤实现了中美贸易战休战。这里要注意,是“休战”,而非“终战”。虽然两国元首达成了停止加征新关税的共识,但并没有取消此前双方各自加征的关税,而且停止加征新关税有3个月期限。  中方表述提到,双方经贸团队加紧磋商的方向是取消今年以来加征的关税,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实现双赢;但按照美方表述,如果接下来双方团队具体技术性谈判结果不能达成共识,美方仍然有很大概率开始加征新的关税。  其次,在这场元首会谈中,中方比较成功地引导了按中方主张的原则达成解决经贸分歧的共识。在5月份中美经贸磋商发布联合声明之后,我曾总结出我方不可退让的三大底线:  1.以中国扩大进口的积极主张缓解贸易不平衡,而不是中国减少出口的消极主张;  2.没有设定美方当初提出的“中国削减两千亿美元贸易顺差”指令性计划指标;  3.没有扼杀《中国制造2025》,维护了中国追求产业升级、自我发展的权利。  从这一次中美双方的表述来看,即使是完全按照美方表述,双方的共识也是以中国扩大进口的积极主张缓解贸易不平衡,这条途径更符合客观经济规律。  白宫方面对中美元首会谈发布声明  在更为具体的层面,美方声明中提到,中方表态愿意批准以前未经批准的高通(Qualcomm)收购恩智浦(NXP
)交易。  高通收购恩智浦案堪称近年全球芯片业界最引人瞩目的并购案之一,已获得美国、欧盟、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全球八个主要监管部门同意,唯有中国政府迟迟没有放行,高通为此将完成交易的时间延期三次,从最初设定的4月25日延至7月25日,本来中方监管部门对这一交易的审查时间到10月14日才结束,但鉴于今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的形势,高通于当地时间7月25日宣布放弃了这一交易。现在,中方表示,如果高通-恩智浦收购案再次提交,中方愿意批准。  从这条信息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其一是通过这个举世瞩目的场合,中方含蓄地向世人宣示了自己通过跨境并购反垄断审查等渠道对许多国际经贸交易拥有域外管辖权。  其二,今年的中美贸易战极大地刺激了中国进口替代型高新技术产品的投资与生产。但有关企业和地方政府需要明白,贸易战带来的这个时间窗口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期延伸,务必抓紧时机,快马加鞭,尽快赶在时间窗口关闭之前投产,抢占市场先机。  不仅芯片等信息技术产品,汽车等产品也是如此,在这场贸易战爆发之初,我就提出,这场贸易战与中国大幅度扩大外资市场准入相结合,可能会给中国吸引IT、汽车等产业投资创造良机。前几天,通用汽车已经宣布在美加等国大规模裁员、关闭工厂;由此也希望各地、各部门和各企业、投资者抓住时机,大力发掘贸易战危中之机,发展是硬道理。  休战  这场贸易战休战对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政治都是好事,中美两国人民可以为此过个好年,全球股市可借此喘息站稳。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轻易指望中美贸易战结束,我对中美贸易战“总体战+持久战”的整体判断不变,而且我们仍然必须做好防范极端情况的准备,即“美国向中国全部对美出口加税+美国经济萧条”叠加冲击。  因为美方的不少主张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却企图通过“自己生病、别国吃药”来解决,不可避免要与中方发生矛盾。如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其本质是国民储蓄过低的体现。整理计算一下1980—2017年间中美两国储蓄率及其差额,便可得结论如:  38年里所有年份中国储蓄率均高于美国;  其中除1981年一年中美储蓄率差额为8.6个百分点之外,其余所有年份中美储蓄率差额均大于10个百分点;  其中有15年中美储蓄率差额在10—19.9个百分点之间;  有14年中美储蓄率差额在20—29.9个百分点之间;  有8年中美储蓄率差额超过30个百分点;  在此期间,中美储蓄率差额最高纪录为36.9个百分点。  这样的国民储蓄率差距,决定了无论中国如何扩大从美国进口,美国贸易逆差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完全消除,美国军费、社会保障两大开支过度膨胀还会加剧这一问题。  按照美方表述,如果接下来双方团队具体技术性谈判结果不能达成共识,美方仍然会加征新的关税,特朗普政府也完全有可能重演他们已经一再表现的“弃约精神”,以下因素还会加大他“弃约”的概率:  先是美国经济萧条、金融危机的阴云已经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倘若成为现实,很有可能激励美国政府进一步诉诸贸易保护主义的动机;  紧随其后,特朗普的政敌们难免加倍努力利用贸易战给特朗普“挖坑”。经过中期选举,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会在各方面给特朗普找茬,寻求“欲加之罪”。对此也仍不可放松警惕。  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打打谈谈”会是中美关系的常态,我们需要习惯这一新的环境。  与此同时,着眼于中国长期发展的需求,在这场史诗级贸易战中,我们也应当用两种眼光来审视美方的作为:斗争对手的眼光,以及国际经济政治体系新兴主导大国的眼光。用后一种眼光来审视,就是要从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主导大国的角度,着眼于可持续地发挥主导作用,设身处地评估美国作为的得失成败,总结其经验教训,为我所用。  “抉择是重要的,教训是可以吸取的”。一旦历史将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主导大国的责任放上中国肩头,我们才能不至于全无准备,手足无措,以致错失良机、陷入困境。  文/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作者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已经过去的10月堪称美国股市“黑十月”,2009年以来经济回升与股市上涨已经持续近10年,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已经摆脱周期性波动的约束,而是表明新一轮萧条与金融危机日益临近。经过10月份如此剧烈的股市波动,尽管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等指标目前尚未遭到波及,但美国新一轮经济萧条与金融危机的阴影已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

美国新一轮经济萧条、金融危机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到来?危机烈度几何?围绕这些话题的讨论正在世界各国经济界、学界稳步升温,越来越多的学者、分析师和市场参与者认为,2020年前后将很有可能爆发美国经济萧条与金融危机。

贸易逆差本质溯源

美国经济萧条与金融危机风险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正视,其后果之一就是该国宏观经济失衡中蕴藏的系统性风险对人们预期的影响日益凸显。美国宏观经济客观存在的一系列失衡,在当前尚未被普遍视为系统性风险,但在萧条和危机逼近、到来之后,这些失衡迟早会被市场参与者普遍认识到,并进而大面积影响他们的预期、心态和行为,居高不下的美国军费支出就是其中之一。11月14日,布朗大学沃特森学院发布报告《战争开支》,认为“911事件”以来直至2019财年美国直接间接战争支出已达5.9万亿美元,也警示市场参与者和其他各界人士不可忽视军费开支对美国宏观经济失衡、进而对其潜在经济金融危机风险的影响。

美国宏观经济失衡集中表现为财政、贸易“孪生赤字”,天文数字般的军费开支不仅直接对财政赤字“贡献”良多,而且通过制造、扩大美国政府部门负储蓄而间接推高了美国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本质上是国民储蓄过低的体现,笔者整理计算了1980—2017年间中美两国储蓄率及其差额,结论如下:

38年里所有年份中国储蓄率均高于美国;其中除1981年一年中美储蓄率差额为8.6个百分点之外,其余所有年份中美储蓄率差额均大于10个百分点;其中有15年中美储蓄率差额在10—19.9个百分点之间;有14年中美储蓄率差额在20—29.9个百分点之间;有8年中美储蓄率差额超过30个百分点;在此期间,中美储蓄率差额最高纪录为36.9个百分点。

这样的国民储蓄率差距,决定了美国贸易逆差不可能依靠贸易战消除。美国国民储蓄之所以过低,重要根源之一是美国政府数十年如一日一直是负储蓄部门;美国政府的负储蓄主要又是来源于其军费、社会保障两大开支过度膨胀且布局不合理,军事开支膨胀失控尤其堪称恶化美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头号“杀手”,进而对美国贸易收支逆差格局定型,不断强化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军费开支恶化美国国际收支

在产业和贸易的层次上,军费开支过度膨胀通过以下途径恶化美国国际收支:平时,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且军费开支相对于民用开支不透明……所有这些特点决定了军事合同利润率通常大大优于民用工业,吸引美国产业界在二战之后数十年里把过多优质资源投向发展军工,民用工业因此相对衰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日益减退,不仅不能继续在海外市场攻城略地,就是本土市场,也越来越多地被心无旁骛集中精力发展民用工业的外国企业占据。

一旦爆发较大规模战争,陡然涌现的大量军需订单更是要有相当一部分流向外国产业界。特别是战场邻近的国家和地区,如果恰恰有潜在生产能力,也有强烈的抓住一切机遇谋求发展之心,他们就能抓住这个机遇拿下很大一部分美军“特需”订单,以及美国国民经济“军事化”而腾出来的民品生产、供应市场空间。

国防费用与安全、社会与消费者需求、增长的投资三者竞相争夺一国拥有的资源,国家特别是大国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一国能否协调上述三者,使之形成比较协调的比例与关系,而美国的国防费用显然是严重过头了。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以内,美国确实能够通过军事力量维持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藉此源源不断取得外部融资为其消费、投资“埋单”,但这种操作最终必将面临“特里芬两难”的约束,导致美元信用难乎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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